八音 其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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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牛鞭后见春回,群木勾萌早放梅。吹彻匏笙鸣瑞凤,挝将革鼓隐轻雷。

竹抽新笋穿阶出,花惹游丝隔苑来。采得茶归烹石鼎,不妨中夜醉金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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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之蕃

山东茌平人,著籍金陵,字元介,号兰嵎。万历二十三年状元。官至吏部侍郎,出使朝鲜,尽却其赠贿。工书画。朝鲜人来乞书,以貂皮人参为酬。之蕃斥以买法书、名画、古器,收藏遂甲于南都,有《奉使稿》。 56篇诗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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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韵陆佥宪元日春晴

:
城里夕阳城外雪,相将十里异阴晴。
也知造物曾何意,底事人心苦未平。
柏府楼台衔倒影,茅茨松竹泻寒声。
布衾莫谩愁僵卧,积素还多达曙明。

城里夕阳城外雪,相将十里异阴晴。
城里还有夕阳而城外却下雪,相聚十几里天气却如此不一样。

也知造物曾何意,底事人心苦未平。
是否知道造物主这是什么意思?莫非是人心中的苦难还没有磨平。

柏府楼台衔倒影,茅茨松竹泻寒声。
御史府的楼台倒影在水中,茅屋松竹流泻进阵阵寒意。

布衾莫谩愁僵卧,积素还多达曙明。
有棉被不要担心睡觉冻僵,多一点耐心总会等到天明。

城里夕阳城外雪,相将十里异阴晴。

也知造物曾何意,底事人心苦未平。
也知:有谁知道。底事:此事。底,作疑问代词,相当于此、这。

柏府楼台衔(xián)倒影,茅茨(cí)松竹泻寒声。

布衾(qīn)莫谩愁僵卧,积素还多达曙(shǔ)明。
布衾:棉被。如杜甫诗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:“布衾多年冷似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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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春日感怀

:
年去年来白发新,匆匆马上又逢春。
关河底事空留客?岁月无情不贷人。
一寸丹心图报国,两行清泪为思亲。
孤怀激烈难消遣,漫把金盘簇五辛。

年去年来白发新,匆匆马上又逢春。
一年年过去,白头发不断添新,戎马匆匆里,又一个春天来临。

关河底事空留客?岁月无情不贷人。
为了什么事长久留我在边塞?岁月太无情,年纪从来不饶人。

一寸丹心图报国,两行清泪为思亲。
念念不忘是一片忠心报祖国,想起尊亲来便不禁双泪直淋。

孤怀激烈难消遣,漫把金盘簇五辛。
孤独的情怀激动得难以排遣,就凑个五辛盘,聊应新春节景。

年去年来白发新,匆匆马上又逢春。
马上:指在征途或在军队里。

关河底事空留客?岁月无情不贷人。
关河:关山河川,这里指边塞上。

一寸丹心图报国,两行清泪为思亲。

孤怀激烈难消遣(qiǎn),漫把金盘簇(cù)五辛。
簇五辛:蔟,攒聚的意思。五辛,指五种辛味的菜;《本草纲目》:“元旦、立春,以葱、蒜、韭、蓼蒿、芥辛嫩之叶杂和食之,取迎新之意,谓之五辛盘。”

年去年来白发新,匆匆马上又逢春。
关河匆事空留客?岁月无情不贷人。
一寸丹心图报国,两行清泪为思亲。
孤怀激烈难消遣,漫把金盘簇五辛。
  这首诗是作者在击退了瓦剌入侵后第二年的一个立春日在前线所写。遇此佳节,引起了作者思亲之念,但是为了国事,又不得不羁留在边地。诗中表达了作者这种矛盾痛苦的心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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砚眼

:
明有陆庐峰者,于京城待用。尝于市遇一佳砚,议价未定。既还邸,使门人往,以一金易归。门人持砚归,公讶其不类。门人坚称其是。公曰:“向观砚有鸲鹆眼,今何无之?”答曰:“吾嫌其微凸,路值石工,幸有余银,令磨而平之。”公大惋惜。
明有陆庐峰者,于京城待用。尝于市遇一佳砚,议价未定。既还邸,使门人往,以一金易归。门人持砚归,公讶其不类。门人坚称其是。公曰:“向观砚有鸲鹆眼,今何无之?”答曰:“吾嫌其微凸,路值石工,幸有余银,令磨而平之。”公大惋惜。
  明朝有一位叫陆庐峰的人,在京城等待(朝廷)任用。(他)曾经在集市上遇到一块上好的砚台,价格有争议没有定。已经到了府邸之后,让仆人前往,用一两银子把砚台买回来。仆人拿着砚台回来了,陆庐峰觉得它不像原来的砚台而感到惊讶。仆人坚持说就是这个砚台。陆庐峰说:“先前的砚台有个‘八哥眼’,为什么现在没有了?”仆人回答说:“我嫌弃它有一点凸,路上正好遇见石工,幸亏有剩余的银两,叫他打磨一下使它平整了。”陆庐峰十分惋惜。这个砚台的价值就在于这个"八哥眼"。
明有陆庐(lú)峰者,于京城待用。尝于市遇一佳砚(yàn),议价未定。既还邸(dǐ),使门人往,以一金易归。门人持砚(yàn)归,公讶其不类。门人坚称其是。公曰:“向观砚有鸲(qú)(yù)眼,今何无之?”答曰:“吾嫌其微凸,路值石工,幸有余银,令磨而平之。”公大惋惜。
  待用:等待(朝廷)任用。尝:曾经。既:已经。邸:官办的旅馆。金:银子。易:交易。是:对的。鸲鹆:鸟名,俗称“八哥”。何:为什么。值:遇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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鹦鹉

:

幽禽兀自啭佳音,玉立雕笼万里心。
只为从前解言语,半生不得在山林。

幽禽兀自啭佳音,玉立雕笼万里心。
幽禁的鹦鹉仍然发出悦耳的鸣叫声,在雕饰的笼中亭亭玉立不免有高飞万里的心。

只为从前解言语,半生不得在山林。
只因为从前会说话,懂得人们的言语,所以致使半生不能在山林中自由地生活。

幽禽兀(wù)自啭(zhuàn)佳音,玉立雕(diāo)笼万里心。
幽禽:鹦鹉。兀自:仍旧,还是。

只为从前解言语,半生不得在山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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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让论

:

  士君子立身事主,既名知己,则当竭尽智谋,忠告善道,销患于未形,保治于未然,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,死为上鬼,垂光百世,照耀简策,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,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,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;钓名沽誉,眩世骇俗,由君子观之,皆所不取也。

  盖尝因而论之:豫让臣事智伯,及赵襄子杀智伯,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,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!让之死固忠矣,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?观其漆身吞炭,谓其友曰:“凡吾所为者极难,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?及观其斩衣三跃,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,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: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,我故以众人报之;智伯以国士待我,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,让馀徐憾矣。

  段规之事韩康,任章之事魏献,未闻以国士待之也;而规也章也,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,与之地以骄其志,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,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;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,而疵之智谋忠告,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,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,纵欲荒暴之时,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,谆谆然而告之日: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,无相侵夺,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,人不与,而吾之忿心必生;与之,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,争必败;骄必傲,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,谏不从,再谏之,再谏不从,三谏之。三谏不从,移其伏剑之死,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,感其至诚,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,释赵围,保全智宗,守其祭祀。若然,则让虽死犹生也,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?

  让于此时,曾无一语开悟主心,视伯之危亡,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,坐待成败,国士之报,曾若是乎?智伯既死,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,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,何足道哉!虽然,以国士而论,豫让固不足以当矣;彼朝为仇敌,暮为君臣,腆然而自得者,又让之罪人也。噫!

  士君子立身事主,既名知己,则当竭尽智谋,忠告善道,销患于未形,保治于未然,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,死为上鬼,垂光百世,照耀简策,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,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,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;钓名沽誉,眩世骇俗,由君子观之,皆所不取也。
 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,侍奉主人,既然被称作知己,那就应当竭尽智谋,诚恳地加以劝告,巧妙地加以开导,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。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,使自己不受损害,主人没有危险。活着是著名的忠臣,死后做高尚的鬼魂,流芳百世,照耀史册,这才是完美的士人。如果遇到知己,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,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,沽名钓誉,迷惑世人,夸耀于社会,这在君子看来,都是不足取的。

  盖尝因而论之:豫让臣事智伯,及赵襄子杀智伯,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,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!让之死固忠矣,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?观其漆身吞炭,谓其友曰:“凡吾所为者极难,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?及观其斩衣三跃,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,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: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,我故以众人报之;智伯以国士待我,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,让馀徐憾矣。
 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。豫让做智伯的家臣,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,豫让为他报仇,名声显赫,即使是平民百姓,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。唉!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,可惜,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。为什么呢?看他漆身吞炭,对他朋友说:“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,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。”这能说他不忠吗?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,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,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,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,豫让回答说:“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,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;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,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。”就此而论,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。

  段规之事韩康,任章之事魏献,未闻以国士待之也;而规也章也,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,与之地以骄其志,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,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;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,而疵之智谋忠告,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,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,纵欲荒暴之时,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,谆谆然而告之日: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,无相侵夺,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,人不与,而吾之忿心必生;与之,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,争必败;骄必傲,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,谏不从,再谏之,再谏不从,三谏之。三谏不从,移其伏剑之死,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,感其至诚,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,释赵围,保全智宗,守其祭祀。若然,则让虽死犹生也,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?
  段规侍奉韩康子,任章侍奉魏献子,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,可是段规、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,割给智伯土地,使他志气骄盛。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。郗疵侍奉智伯,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。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、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。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,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,已经是无愧于心了。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,所谓国士,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。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,放纵情欲,荒淫暴虐之时,作为像让,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,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:“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,不要互相侵夺,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。如今,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,人家不给,就要产生忿恨之心;人家给了,就产生骄横之心。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,争斗必然会失致;骄横必然傲视一切,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。’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,一次不听,再来第二次,第二次不听,再来第三次,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,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。这样一来,智伯虽然顽固愚昧,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,也许会重新醒悟,从而与韩、魏讲和,解除赵国的围困。保全智氏的宗族,使他们能香火不断,延续不绝。假如这祥,豫让虽死犹生,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?

  让于此时,曾无一语开悟主心,视伯之危亡,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,坐待成败,国士之报,曾若是乎?智伯既死,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,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,何足道哉!虽然,以国士而论,豫让固不足以当矣;彼朝为仇敌,暮为君臣,腆然而自得者,又让之罪人也。噫!
  但豫让在那时,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,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。看着智伯的危亡,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。袖手旁观,坐待成败,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?直到智伯已死,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,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,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?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?虽然这样,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,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。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,晚上就变成了君臣,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,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。唉!

  士君子立身事主,既名知己,则当竭尽智谋,忠告善道,销患于未形,保治于未然,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,死为上鬼,垂光百世,照耀简策,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,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,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;钓名沽誉,眩世骇俗,由君子观之,皆所不取也。

  盖尝因而论之:豫让臣事智伯,及赵襄子杀智伯,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,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!让之死固忠矣,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?观其漆身吞炭,谓其友曰:“凡吾所为者极难,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?及观其斩衣三跃,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,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: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,我故以众人报之;智伯以国士待我,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,让馀徐憾矣。

  段规之事韩康,任章之事魏献,未闻以国士待之也;而规也章也,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,与之地以骄其志,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,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;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,而疵之智谋忠告,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,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,纵欲荒暴之时,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,谆谆然而告之日: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,无相侵夺,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,人不与,而吾之忿心必生;与之,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,争必败;骄必傲,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,谏不从,再谏之,再谏不从,三谏之。三谏不从,移其伏剑之死,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,感其至诚,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,释赵围,保全智宗,守其祭祀。若然,则让虽死犹生也,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?

  让于此时,曾无一语开悟主心,视伯之危亡,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,坐待成败,国士之报,曾若是乎?智伯既死,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,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,何足道哉!虽然,以国士而论,豫让固不足以当矣;彼朝为仇敌,暮为君臣,腆然而自得者,又让之罪人也。噫!

 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、中行氏的家臣,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。智伯非常尊重他。在赵、魏、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,他改名换姓,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,未遂而被捕获。释放后,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,再一次行刺,结果又一次被俘。于是,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,他朝着衣服“三跃而击之”,然后伏剑自杀。

 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。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。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“销患于未形,保治于未然。”必要时以死进谏,促使君主悔悟。作者所提倡的做法,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,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。文末,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,也是由此而来。

 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,历来为人所颂扬。作者做翻案文章,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,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,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。而充当刺客,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,并不值得称道,即所谓的小忠小义。

 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,它不但要有新意,而且要评论公允,以理服人,而不能失之偏颇。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。豫让之死,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,“死之日,赵国志士闻之,皆为涕泣”(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),司马迁称赞他为“名垂后世”的义士。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,认为他“何足道哉”,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。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“竭尽智谋,忠告善道,销患于未形,保治于未然”的积极的态度,而不应“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,钓名沽誉,眩世骇俗”。我们认为,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从智伯的失败来看,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,他不能审时度势,而只知一意孤行,终于导致败亡,可称咎由自取。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,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,实属不够明智之举。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,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。所以在最后一段中,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,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,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、客观了。

 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。开头先泛论“士君子立身事主”的要求,并不直接提到豫让。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,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。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,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,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,可称周到之至。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,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,令人心服口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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